Rose 崇祯九年七月，在各路农民军中颇有威望的闯王高迎祥于周至黑水峪被明军俘获，后被押往北京处死。晚明农民起义运动以此为节点开始进入一个相对黯淡低迷的时期，直到降明农民军张献忠部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在谷城重举义旗，才逐渐恢复往日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斗争局面。在此期间，李自成始终没有向明廷投降，并且不断流动作战，出没于崇山峻岭与平原州县之间。虽然没有取得惊人的战绩，但李自成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审时度势的战略眼光让他能及时把握战机，化险为夷。崇祯十三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从郧阳地区出发，经竹山、平利、洵阳渡汉水入商州，巧妙地避开明军的围追堵截，进入河南，从此将晚明农民起义整体上推向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入豫之后的李自成部农民军由于避开了明军的围剿主力，在干旱多年的河南地区相继打出均田免赋等的宣传口号，得到当地大量饥民的拥护，便迅速发展壮大。在罗汝才、革左五营、袁时中等农民军的配合下，李自成部占据了河南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开始守土不流，逐渐建立农民军地方政权，组织恢复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政治地位仅次于洛阳的开封府处于天下腹心，为四战之地，自然在李自成的战略视野之下。明汜水县令周腾蛟疏言：“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开封的富庶繁华名闻天下，早已让进入河南的农民军觊觎多时。如果能够拿下开封，农民军的政治影响力将大大提高。从崇祯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至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农民军联军先后三次围攻开封，不果。最后一次围攻时，农民军采取围城打援并扫清开封外围州县以坐困开封城，使城中绝望的明官员高名衡、黄澍等人于崇祯十五年九月不惜掘开黄河堤口引黄河水倒灌来淹农民军，导致开封城毁于一片汪洋，变成废城。“满城弥望洪流矣。岿然波中可见者，惟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府紫金城、上方寺铁塔而已......百姓有在城头、屋角、树杪者，亦稍稍渐次渡河。盖存者万中三、五耳。”水淹开封的灾难后果可见一斑。
李自成千方百计夺取开封城以占天下腹心号召远近的战略意图付之东流，不得不寻找新的形胜之地作为根据地。转眼到了下个月上中旬，李自成探知秦督师孙传庭率部即将出潼关的军情后，布置农民军迎战，并在郏县与孙部大战。是役中，李自成农民军初战不利，后在罗汝才部的及时参战下转败为胜，使孙部明军损失惨重而退守潼关。是月初，长期活动在鄂豫皖交界地区与明军周旋的革左五营（革里眼贺一龙、争世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治世王刘希尧、左金王蔺养成）这一“善战者不下数万”的农民军联军进入河南，与李自成、罗汝才联军靠拢，由固始、新蔡经沈丘，“如风雨至”。革左五营先后攻打确山、信阳以北的围山堡，在是年闰十一月上旬，与李、罗联军合营于汝宁东。李自成得到罗汝才、革左五营等农民军的帮助后，如虎添翼，自恃兵强马壮便想直接南下攻取襄阳，赶走左良玉。但贺一龙等人鉴于河南黄河以南尚有若干城池未下，特别是重镇汝宁还在明军手中，出于万全，建议李自成联军先攻下汝宁再伺机南下。李自成部农民军同意贺一龙等人的正确意见，便率大军四面合围汝宁，不到两日即破城，杀死明崇王朱由樻及宗室子弟、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等人，大大震慑了退守潼关的孙传庭部和避战于襄阳的左良玉部。随后，李、罗、革农民军攻克泌阳、唐县等地，很快将河南黄河以南的五府八十五州县全部收入囊中，对占领区不再流而不守，开始设置地方官员，派部分农民军驻扎展开屯种，重视组织民众慢慢恢复社会生产秩序，制定对农民阶级有利的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即崇祯十五年底，关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向四面八方传播，既反映了农民军的政策得到了快速推广，又说明了农民军受到了河南农民的支持。农民军尚未攻占的其他地区的农民望李自成农民军如甘霖雨露，日夜盼望李部早日到来，以解倒悬。
农民军南下襄阳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李、罗、革左农民军联军由唐县开至襄阳边境，准备南渡汉水攻打襄阳。时据襄阳的明军左良玉部，一直是出了名的无组织无纪律，所到之处总是搞得民怨沸腾，其军纪和名声极差。朱仙镇一役，左良玉麾下亲信和精锐部队遭到重创。为求自保，溃向襄阳的路上，左良玉不断招降流民、农民军叛徒充实军力，但新附人马中大多不尽受左良玉约束。长此以往，左良玉本人也无可奈何。其部很快就把襄阳一带搞得民怨四起、鸡犬不宁。得知李自成农民军即将南下攻打襄阳的消息后，左良玉派兵扎营在襄阳郊外、汉水南岸，日夜赶造战船，做好一旦接战不利便乘船东下的前期准备。襄阳当地人对左部兵的淫掠行径早已深恶痛绝，在军情紧急的关键时期偷偷把左部赶造的战船付之一炬，使风声鹤唳的左良玉一怒之下将当地商船抢来，装满掠夺而得的妇女和财物，随时溜之大吉。为了堵上御史和官绅的嘴，左良玉象征性地部署万余人于汉水南岸扎水寨，不断炮击对岸的农民军，又在襄城、樊城间布地雷、伏机弩，企图拖延和干扰农民军南渡。
襄阳民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恨不得农民军个个插上翅膀从天而降，立剪左兵。不久，有襄阳当地民众往投农民军，自愿充当向导，带领农民军的渡水先头部队绕道至樊城西边七十里的白马滩。此处水位浅、流速慢，非常适合农民军渡过。是月初三日，农民军遂将收集起来的门板搭建简易浮桥后，便雄赳赳越过汉水，抵达襄阳城北岸。左良玉见北岸突然出现的农民军越来越多，指挥明军阻击了一会儿，便率军放弃水寨，乘船向东，避往九江。“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不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襄阳城中的官绅见大事不妙，纷纷弃城逃窜。巴望农民军如云霓的襄阳民众，早已备下牛酒，箪食壶浆，打开襄阳城北门，迎接李自成农民军。将农民军安扎在襄阳郊外后，李自成于次日入城，随即部署农民军兵分三路攻取襄阳周围具有战略地位的郧阳、荆州、承天、德安等地。
三月初八日，李自成农民军联军攻占均州、宜城、谷城、光化等地。十四日，李自成率军攻入荆门。十六日，李自成部农民军在荆州士民的热情邀请下入荆州城。是时，湖北西部的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夷陵等地的农民军也乘势而起，纷纷与李自成部取得联系，以壮李部声势。李自成农民军联军在以占领的地方甚至地方政权，留守部队屯田，让所占州县为农民军提供军需、粮草等必需品，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战果。
崇祯十六年正月上中旬，李自成农民军联军相继攻克承天、枣阳，连破潜山、京山、应城、云梦、孝感。十二日，李自成率军进入黄州府，旋即发表了著名的檄文《剿兵安民事》，檄文写道：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于）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按：李自成称所部为奉天倡议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勿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篇檄文反映了李自成农民军联军反抗明廷黑暗统治的坚强决心，表达对明朝的强烈不满和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同情。同时，它也流露出此时的李自成已有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意思，即割据之心。然而，李自成从心动到行动，直至后来成为联军的绝对领袖却是经历了一段过程。
李自成王霸思想的形成与杀贺一龙、罗汝才
一、王霸思想渐生。
到崇祯十六年正月，除郧阳以外，李、罗、革左农民军联军已占据河南黄河以南至荆襄一带的广大地区（统治区大体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并不断吸收当地知识分子赴占领区做官，使农民军政权雏形初具。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和根据地的稳步扩张，李自成在农民军联军中的威望与日俱增，其王霸思想也逐渐萌发。但李自成本人心理十分清楚，在联军中，曹操罗汝才和革里眼贺一龙的实力最强，既是与明军作战中的重要战友，又是日后阻碍自己南面称孤的最大掣肘。故而在平时对明军的作战中，李自成对罗、贺等人都是即利用又防范，极力拉拢。但罗、贺二人心有隐情，二人在军事编制上始终保持独立性，往往在联军作战计划下达后即各率本部兵马单独执行各自的军事任务。巨大的军事成就和威望的如日中天，滋养了李自成的慢慢膨胀的政治野心，铲除异己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李自成杀罗汝才、贺一龙。
1、军事指挥的需要。原来，各部农民军自始至终都不是统属关系。合营成的联军其实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军事联盟，在与明军的作战过程中往往是合分无定，遇敌强则抱团，遇敌弱则分击。彼此以军事实力争取话语权。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底入河南，特别是占据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后，所部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变强，其兵马数量骤增，又连接在河南攻城掠地，在各部农民军中声望大增。一些他部农民军看到李自成部的革命斗争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出于自身发展的利益考量，开始与李自成部合营。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部在邓州与李自成部合营。罗汝才部的加入，使李自成部战斗力大增。是年九月，李、罗联军斩杀明三边总督傅宗龙于项城城下。十五年二月，李、罗联军又攻破襄城，执杀继任三边总督的汪乔年。连杀两个总督的辉煌战绩，大大提高了李、罗联军在各部农民军中的地位。于是，各路小股势弱的农民军开始依附李、罗联军，要么亲李，要么亲罗。结果是，联军中只有罗汝才能与李自成平起平坐。
虽然，少数实力较强的革左五营、袁时中等部也在这种背景下前来合营，可他们不愿意成为依附，但求维持农民军间传统的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关系。后来，袁时中部因不愿事事听命于李自成而脱离联军。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农民军的加入，才让李、罗联军得以顺利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同时，联军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使其在对明军作战，特别是大规模会战中，迫切需要集中指挥、统一调度，否则就是一盘散沙，一群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势必一遇强敌便各自逃散奔命。联军松散的组织关系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矛盾和缺陷日益突出。在处理联军最高指挥权归属问题上，李自成与罗、贺等人的矛盾也必然不可调和。
2、专制心作祟和防止联军分裂。在李、罗联军中，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而实力稍逊的罗汝才则称“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一个称“奉天”，一个称“代天”，都把自己扮成天道或天命的代理人。众所周知，在故人思想中，天不可存二日，一山不可容二虎。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想要一家独大的李自成是不会坐视联军中有两个领袖并存的，只是暂时容忍。需要指出的是，李自成认为农民军是要用来开疆拓土、对抗明廷的。罗汝才却始终像个贪图安逸的军阀，把本部兵马当做自己逍遥自在、不受约束的筹码。相比而言，李自成的政治抱负和胸怀都比罗汝才高远。李的专制心使其想在联军中获得更大的权力，以实现更远大的政治军事目标。
自崇祯十四年七月，李、罗二部合营后，两部在分兵占据地方州县时，都派各自兵马入驻所得城池，继而自行任命地方官员。两部大体按“李六罗四”的比例分配所得州县。整体而言，所占州县属于农民军联军管理。但从局部上讲，所占州县由谁攻取就归谁管。李、罗两部就是在不干扰联军大局的前提下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州县征调兵员、粮食等。起初，联军战事频繁，要对付明军而顾及不到地方行政权的统一管理，所以允许随军灵活处理，即谁攻下谁占有。但等到战局稳定或暂时稳定下来，李、罗两部都忙着在各自的占领区开科取士，建立地方政权，俨然敌国且互不相下。这种并立局面是李自成不乐见其成的。如果不及时解决联军松散的军事联盟关系，那么两部占据的州县会演变成诸侯国。农民军联军出现分裂，甚至兵戎相见，则会是迟早的事。
3、自身安全考虑。急则相救，缓则相图。农民军联军中，只有罗汝才实力强大到能与李自成部平分秋色。李、罗两部互存戒心是可以预见的。曾有一次，罗汝才部中，一个叫玄珪的谋士对罗说：“吾观李帅非容忍者，今群雄皆俯首，所颉颃者我与革左耳，将军何不早自计耶？”这间接反映了李自成对罗汝才的异常举动已引起罗部势力的警觉，可惜没有得到罗汝才本人足够的重视。或许在罗汝才眼中，他本人既是张献忠的恩人，亦是李自成的恩人。因为他在楚、豫助张、李攻城掠地，多次解救二人于危难之中，功劳是十分巨大的。罗汝才认为张、李二人都应该对他感恩戴德。历史并没有给张献忠机会去证明他是否会报答罗汝才，但可以肯定李自成没有。罗汝才始终坚持军事上的独立性，且不愿称臣于李自成，即便对他部农民军没有兼并之心，但手握数万敢战强兵足以让李自成忌惮，甚至寝食难安。曾几何时，当李自成得知明督师辅臣杨嗣昌给罗汝才等部农民军开出的招降条件中有一项“活捉李自成”时，立马往鱼腹诸山深入转移。显然，李自成的戒心是很重的。
现如今，时局虽非往日可比，但罗汝才毕竟是天底下除张献忠外唯一一个敢跟李自成平起平坐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深知，威胁不是远在天边的张献忠，而是近在眼前的罗汝才。
4、明廷士绅离间。李、罗联军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就，使李、罗二人成了明廷上下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何剿灭李、罗必然是明朝官绅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就有一计：挑拨离间。
崇祯十五年八月，开封城内的明河南巡抚高名衡见外围明军增援无望，便决定主动出击，使用离间计：故意把一封写给罗汝才的假密信送给李自成的哨骑。信上说：“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得知密信内容的李自成，不管信与不信，都在围攻开封的大局之下隐而不发、按下不表，表面上还是继续笼络罗汝才，并给予粮草帮助罗部度过粮荒。虽然，高名衡的离间计未成功，但对李自成的触动肯定是有的。
从狱中放出来不久的侯恂更希望将离间计纳入明廷对农民军作战计划当中，并鼓励明军在使用离间计时不要投鼠忌器、畏首畏尾。他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写道：“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而袁时中有部卒二三十万，则已去而显与为敌矣。惟是彼之情实猝难与我通，而当事秉钺者避款贼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担当利害为国远图，以致机会之来，觌面坐失，此即朝更一抚，夕易一督，而省台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数十上，岂能锱铢有济哉？诚能省朝中议论，行阃外军法，不顾责备，不徇情面，厚集兵力，养威蓄重，伺隙设间，溃其腹心，贼必变自内生。”
这位对左良玉有知遇之恩的侯督师出狱后，并没有达到预期檄调左部及诸部明军会剿李、罗联军的目的，不久便重新被送回监狱，其离间计也就没时间从容下手了。但其奏疏中提出的离间策略反映该思想在明士绅当中，存在一定的舆论基础，只是都是在纸上谈兵。远不如混入农民军联军中的黄州府陈姓诸生。
该诸生为了挑拨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关系，先通过花言巧语唆使罗汝才将所部战马按“前、后、左、右、中”进行编号以便与李自成部战马区分开来。得到罗的同意后，该生却先在马匹上标记“左”字，然后跑到李自成营中绘声绘色地告罗汝才串通左良玉。此计虽然粗糙，却触发了李自成埋藏已久的杀机。或许，这就是压死罗汝才的最后一根稻草。
5、其他原因。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部攻陷显陵，贺一龙部攻破德安。按照联军作战成例，德安府应由贺一龙派本部兵马驻防，可结果是由李自成部下大将白旺率部驻守。贺一龙拱手让出德安的原因待考，或许是贺部迫于李自成的兵威而做出的妥协，或许是贺部兵马数量有限而不足以驻守德安。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安换防事件会引起贺一龙内部对李自成的不满，因为德安府的得而复失让该部失去一块可自主征调兵员、粮草的富庶属地。为了防止李自成一家独大同时保持联军内部松散自由的传统，追求平衡的贺一龙势必会在与李自成的博弈中亲近实力仅次于李的罗汝才，达到抱团共同制衡李自成的目的。
是年二月初三，贺一龙率本部自黄陂往岐亭镇，又回攻黄陂，夷黄陂城。初六日，贺部入据麻城后，回德安、襄阳。贺一龙返回襄阳后，第一时间去了罗汝才的大营，屏去众人与罗汝才私语良久，之后才去跟李自成汇报战况。李自成对贺一龙返回没有首先找自己汇报工作的作法怀恨在心，知道贺一龙与罗汝才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当李自成准备向罗汝才开刀时，先清除站错队的亲罗分子贺一龙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设下鸿门宴，为刚回襄阳不久的罗汝才、贺一龙二人接风洗尘。贺一龙赴宴。罗汝才因有所警觉或其他原因，称病未去。是夜，李自成趁贺一龙酒醉不备，缚而杀之。因避免夜长梦多，次日清晨，李自成亲率数骑驰入罗汝才帅帐中将毫无防备的罗汝才当场杀害。
贺罗二部农民军由于主帅突然被杀，内部迅速出现恐慌与不安。在李自成强大军事威慑之下，一部分则率众脱离联军，要么像罗部杨承祖、王龙那样投降明军，要么像老回回马守应那样不再听李部调遣且将本部兵马拉走。后来，杨承祖、王龙部成为明军驻守郧阳的一支重要防御力量。马守应病死夷陵后，其部众随张献忠入川，成为大西军的一部分。联军松散的同盟关系经过内部火并而瓦解，其整体战力也曾一度出现弱化，但这场火并却不可避免。因为它是联军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阵痛，是军队走向统一指挥、集中调度的必然要求。李自成整合后的农民军不久就走出了火并阴影，不断壮大，为农民军中央政权即襄阳割据政权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李自成建立襄阳割据政权并改编军队
此时的李自成已是联军中绝对的领袖，其本人也对部下暗示了自己有意僭越，遭到牛金星等人的据理反对方暂时作罢。牛金星等人认为荆襄一带虽已入彀中，但天下大势尚未可知，其中西有潼关一带的孙传庭部控弦数万秦师虎视眈眈，东有九江一带的左良玉部虽受重创但实力依旧不容小觑，南有张献忠部农民军在湘赣等地驰骋亦不甘为人下，而北方的明廷畿辅、关宁一带更有重兵，故李自成的农民军中央政权实际上并不安稳，同时建议李自成应该继续积蓄力量，不宜称王导致树敌过多而过早地陷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被动。于是，李自成继续以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的称号发号施令，改襄王府为倡义府。
出于资历、功劳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考虑，新建的农民军中央政权任命牛金星为丞相，俞上猷为吏政府侍郎，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杨永裕（或称杨承裕）为礼政府侍郎，李振声为兵政府侍郎（按：李振声本人誓死不从命，被李自成派人杀害于襄阳南门附近后，该职由王家柱继任），邓岩忠为刑政府侍郎，姚锡允为工政府侍郎。六政府下面的各层级地方官员基本仿效唐朝官制，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收编农民军联军，建军制。李自成任命军中地位仅次于他且被称作田副爷的权将军田见秀为武将之首，提督诸营事，并将农民军划分为负责攻城掠地的野战五营（前、后、中、左、右营）和守卫地方的驻军，以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级封拜有功将士。其中，野战五营的二十二将依次是权将军刘宗敏，制将军贺锦、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果毅将军谷可成、任继荣、吴汝义、马世耀、白鸠鹤、刘体纯、谢君友、田虎、张能、马重僖，威武将军张鼐、党守素、辛思忠、李友、刘汝魁、贺兰。另外，地方驻军将领有高一功、冯雄、任光荣、白旺、韩华美、周凤梧、蔺养成、牛万才、叶云林、马世泰、谢应龙、王文耀等。以上算是李自成农民军的高层负责人。这支收编后的农民军算是大顺军的前身了。当然，一支号称百万的农民军，其将领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为了巩固襄阳割据政权，李自成农民军设置了五个重要的军事直管区，即襄阳卫、通达卫（荆州）、扬武卫（承天）、汝宁卫、均平卫。其中，高一功、冯雄各率兵三千驻守襄阳卫。任光荣率兵六千驻守通达卫。白旺率兵两千驻守扬武卫。韩华美率兵八百余人驻守汝宁卫。周凤梧率兵七百人驻守均平卫。是时，为了稳定襄阳割据政权的政治版图，李自成命李过率后营兵出河南以牵制河南敌对农民军李际遇、袁时中部，命袁宗第率右营兵出邓州以防明秦师孙传庭部南窥，命刘芳亮率左营兵出颍州以防左良玉西顾。三营野战军的战略布防，短时间内有效地阻止了统治区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为襄阳割据政权在占领区的管理创建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另外，农民军还分兵驻守重要地区以拱卫以上五个卫。蔺养成、牛万才率部共一千四百人驻守夷陵。叶云林率部六百人驻守荆门州。马世泰率部驻守显陵。谢应龙率部三千人驻守汉川。王文耀率部六千人驻守澧州。这些地方守军进一步稳定了襄阳割据政权内部，震慑了统治区内部分官绅的策反活动，使农民阶级的利用得到了保护。
通过汲取十数年的斗争经验，农民军的日常管理也逐渐制度化。
1、宿营、行军和训练。
农民军规定一律自带帐篷在城外扎营，不准侵占民房。宿营期间，骑兵绕营巡逻，昼夜轮替以作警备。巡逻半径常达百里。农民军行军时，诸营以李自成的中营马首是瞻，且轮番执勤，如某部今日打头，明日则在侧翼护卫，后日或在队尾殿后等。为保证行军速度，农民军主力转移时往往不多带辎重和粮草，同时严守行军纪律和军事秘密，往往在战斗打响前不知道行军目的和路线，忽东忽西，飘若不定。农民军除安排部分将士屯田外，其他都要按要求接受训练，整日操练骑马射箭、格杀搏斗等实战技能。
2、攻城、搏杀。
在冷兵器为主的战争年代，军队兵种无非步兵、骑兵，其武器也低级，一般为刀枪剑戟和弓弩等。对于军队来说，近程火炮算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但限于对火药及火炮操作技术的缺乏，农民军一般用之于攻城之际。根据城墙的厚度、高度、结构、材质等因素，李自成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攻城战法。一是穴城法，即先命散兵陆续取出城墙外的砖头，然后在取砖处开始挖洞，使洞越挖越大，以至于其中能容十数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同时在洞中以三五步的间隔保留一个土桩并系上粗绳子。最后，从洞中撤离的挖洞人员和城外的农民军收紧粗绳合力往外拉，继而让城墙坍塌。二是放迸法，即先在城外挖地道，然后派人将火药、铁块、石块和铅丸等物填入地道，并劈开长竹来安置布匹制成的引线，最后在数丈之外引爆。如果火药剂量大，则爆炸威力巨大，往往能将城墙炸开十余丈或数十丈。三是借助长梯登城。攻城前，农民军会目测城墙的高度，用木条或竹子造出合适的梯子。这种梯子高大笨重，一旦斜靠在城墙上则不易推动，利于农民军攀援。以上攻城方法根据需要组合使用。
李自成农民军与敌军接战时，往往使用三堵墙法，即临阵布置三队精锐骑兵面对敌军，同时埋伏步兵于战场周围，在骑步兵互相策应中合力围歼敌人。具体战术是先让最外层骑兵接战不久便佯败，以诱敌尾追进入伏击圈，然后中间和内层骑兵迎战，埋伏在旁的步兵迅即伸出长矛配合作战，同时最外层的佯败骑兵勒马回杀。此战法通过相当数量构成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适合大规模会战。
如何供养数目庞大的军队、保障军民的日常供给自然是李自成不得不考虑和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方面，该政权首先直接取消明廷在农民军统治区内的一切赋税，并宣布“三年免征”的惠农政策，极大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其次，割据政权注重恢复和保护地方农业生产，为缺乏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提供耕牛、粮种及其他惠农政策。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明朝官员李永茂在题本中写道：“(农民军）禁杀人，（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脚跟。”是年二月，明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辨在奏本中写道：“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甚至出现了农民军有粮吃而明军无粮可食的局面。农民军将从明宗室子弟和官僚地主那没收来的田地、荒地、无主地，采取直接屯种和请当地农民耕种等方式进行使用。这又间接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当地民众守土不流并愿意种田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秩序。襄阳割据政权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做出的努力，为农民军日后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和民意基础。
农民军北上与孙传庭部决战
于崇祯十五年惨败后退守潼关的明三边总督孙传庭，从未无视农民军割据政权的存在，而是一直积极备战，试图再举南下与李自成部决战。孙传庭日夜不息地向陕甘宁地区征调军需粮草，惹得三边士民怨声载道，更遭到当地官绅的强烈不满。这些士绅动用关系，让京师在籍官员不断在崇祯帝面前弹劾孙传庭，参孙传庭在潼关养寇自重，未出关半步却已让三边之地民怨沸腾。求胜心切的朱由检不顾朝中诸如兵部侍郎张凤翔等有识之士提出慎决战的恳求，下手诏催促孙传庭出关剿灭李自成部。无可奈何，崇祯十六年八月上旬，孙传庭在自知未做好充分军事斗争准备之下，尽起秦师，匆匆出关。
而早在是年五月初，李自成即获悉孙传庭部欲出关的消息，也积极备战，并决策在应敌中伺机与之决战。战前准备：1、通过扶箕问吉凶的迷信仪式，稳定农民军军心，安抚农民军内部或多或少对孙传庭的畏惧心理。毕竟，李自成部曾遭孙传庭的重创，心有余悸。2、主动将河南据守的重兵南移，故意减少孙部的南下阻力，继而引其深入腹地。3、将农民军精锐部队聚集在襄阳，作为决战主力。五月十一日，李自成调果毅将军白鸠鹤、白旺等部回师襄阳，积聚兵力。十三日，后营奉命在襄阳、郏县一带屯田，边战备边解决战前粮草储备。七月下旬，张献忠出于大局考虑，也派精骑兵万人来协助李自成。4、五月下旬，李自成部乘势灭到小袁营袁时中部，减少其他军事威胁。5、李自成出兵平定统治区内士绅的叛乱，稳定襄阳割据政局。
孙传庭出关时，檄调左良玉部向西夹击李自成，但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在粮饷有限、犄角无人的情况下，孙传庭力求速战。是月中旬，孙传庭便占据李自成部故意让出的河南洛阳，本想在洛阳修城池、屯粮草、练兵士，以为进退之据，无奈未得到朱由检的同意，只好硬着头皮，冒连天大雨继续行进。趁着兵峰，孙部相继在宝丰、唐县重创农民军。但一味深入腹地，终于导致粮草供给出现困难。踏在泥泞之中的孙部明军眼见境况越来越恶劣，其部下将士皆有怨言。折中起见，孙传庭明总兵陈永福守郏县以保障后方粮道畅通，自率主力继续往襄阳进发。
摸清孙传庭部一心渴求速战速决的心理，李自成部采取引其深入继而拖死的战术，即引明军深入腹地，待其疲惫时再让以逸待劳于襄阳的农民军精锐部队与之决战，同时派刘宗敏率一队偏师迂回到明军后方——汝州白沙，截断明军的粮道。随即，李自成亲率精锐主力迎战孙部。在兵力上，李自成部处于绝对优势，而且还有统治区内民众的支持，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此时，来到四面皆敌的孙部已是人饥马乏，得知从潼关方向运来的粮草被劫后，军心大挫，所部大都无心恋战，在汝州便开始溃退。要知道，这是孙传庭部唯一的补给来源。
李自成率精骑兵乘势追击，在南阳尽管遭到孙部的阻击，但最终打败孙部，获得孙部丢弃的器仗辎重数十万计。是役，孙传庭部一败于数十天下不完的连夜雨，二败于孤军深入、求战心切，三败于粮草物资供应不及时，更败于遭到所经之地民众的孤立与唾弃。让孙传庭本人遗憾的也许是没能堂堂正正地与李自成部农民军主力决一死战，反而丢盔弃甲，再次惨败，退守潼关。是役后，明三边劲卒损失惨重，再也不敢南窥襄阳割据政权。数万残兵，唯求自保。明廷用坏了最后一付或可制衡李自成农民军的家当，再也无力阻止李自成部农民军的发展壮大。
襄阳割据政权对李自成的重大意义
崇祯十五年下半年，李自成在罗汝才等部农民军的配合下攻围开封，同时不断收割开封外围的州县，以绝开封之援且开始委派官员在占领区建立政权。农民军从流而不守到守而不流，归功于农民军联军的军事实力在局部上已大大超过了明军。从是年五月十三日，李自成等农民军联军大败前来增援开封的明督师丁启睿于朱仙镇后，明军再也无力组织有效力量去解开封之围。更不谈收复开封周围的州县。是时，朝中更有官员（比如侯恂）提出放弃已残破不堪的河南，达到坐困农民军的观点。毕竟，河南由于数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是千里无鸡鸣、饿殍遍野了。李自成等人深知河南的状况是养不起数量庞大的农民军及随从家属的。故大败明三边总督孙传庭、攻克重镇汝宁之后，李自成等农民军联军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再无敌手，便乘势南下进一步占据素称“湖广熟、天下足”的荆襄一带。南下既为寻找新的粮草补给地，又为寻找新的政治中心。因为开封城早已在一片汪洋之中，其战略地位已失。李自成等人的政治觉悟也在军事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有了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撑，便公开提出一系列反明口号和惠农保民政策，大有推翻朱明王朝、气吞山河的架势。
崇祯十六年三月，襄阳割据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李自成部在反抗明朝的斗争强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其推行的打压官绅地主、帮助贫苦民众恢复生产可以看出该割据政权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农民阶级政权。据史料记载，该政权割据期间，统治区未发生一起农民起义的事件。这间接反映了，该政权得到了当地广大农民的支持。
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部在建立襄阳割据政权前后数月间迅速发展壮大，得到了大量的兵员、物资。崇祯十六年九月下旬，李自成留下部分农民军驻防荆襄后，亲率农民军主力陆续抵达潼关，不到一个月即破潼关城，继而入西安，然后分兵掠定陕甘宁地区。农民军主力在陕北地区作匆匆停留便于次年正月初八日，出师北伐，踏上向明廷首善之地兴师问罪的征程。李自成部农民军从离开襄阳到从西安北伐的时间很短，但所作出的军事成就却十分巨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自成部从襄阳割据政权统治区带走的军需粮草是相当多的，再一次展示了该割据政权对李自成日后取得的更大历史成就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积极作用。李自成联军南下进取襄阳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的农民军有四五十万人。统一军事指挥权和理顺行政隶属关系并建立襄阳割据政权后，农民军更是盛称百万之众。如此多兵马的日常开支肯定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若没有当地民众的有力支持与供输，农民军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和规模的乱子。前文提及的孙传庭部因粮道被截而于汝州溃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农民军在襄阳建立割据政权期间，并未出现一起因缺粮挨饿而哗变的事件。
毋庸赘言，襄阳割据政权使李自成部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为李自成在数月之后于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 语
得襄阳后得天下，弃襄阳后亦被天下所弃。永昌二年正月初，李自成在潼关阻击清军多铎部不利，留下果毅将军马世耀及所部七千人守御潼关，便率主力返回西安。未来得及与陕甘宁地区的大顺军打声招呼，李自成率从潼关带回西安的大顺军主力及大顺政权中枢、家属随从，于是年二月十三日，由西安东门仓促撤退，放弃西安，夜走蓝田七盘坡，经商洛出武关，抵内乡、南阳、邓州。二月中下旬，撤军从樊城搭浮桥至襄阳。三年前离开襄阳的李自成正是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如今却狼狈不堪。所部也在与清军屡战屡败的恐惧当中举止失措。德安守将白旺向撤入襄阳的李自成建言：荆襄四府已经营两年多，其政治基础牢固、民心贴服，为大顺政权最后一块也是最后的一块根据地。不宜放弃荆襄一带根据地而去奢求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地区。
很可惜！刚愎自用的李自成并未采纳白旺的正确意见，而是尽起当地七万精锐大顺驻军放弃荆襄四府并随李自成东进，并下令让承天、云梦等地大顺军拆城墙城楼，征壮丁随军。放弃荆襄地区的后果是让清军追击部队阿济格部如入无人之境，加快了清军追击大顺撤军的进度。偷鸡不成蚀把米。李自成攻取江南富庶地区的美梦落空，同时失去群众基础最好的荆襄一带。大顺军在撤退过程中，处境越来越艰难。边退边被清军追击的窘境让撤军内部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粮草供给也逐渐出现困难，继而出现军事指挥不灵、防守阻击不力。东撤途中，大顺军士兵跑的跑，散的散，降的降，其战斗意志呈塌方式下降。甚至连大顺政权的高层人物也对一退再退的大顺军前途倍感失望。比如文官之首的丞相牛金星，在离开襄阳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乘乱逃跑。军事宋献策在突围过程中被清军抓获时，当即决定投降，继续靠凤角六壬之术取悦满清贵族。武将投降的也不少，比如武将之首的副爷田见秀、李自成义子张鼐、李自成的弟弟李自敬、果毅将军吴汝义等。其他叛逃变节的文臣武将，数不胜数。
实践证明，李自成舍近求远、主动放弃荆襄根据地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他本人也在东撤的行军途中被通山九宫山下的乡勇误杀而过早结束生命，自食苦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荆襄并未放弃李自成，李自成却自绝于荆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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